道德綁架法治

一篇大陸「南方周末」的報道《刺死辱母者》,引起大陸各方面的廣泛討論。

事情簡單來說,就是一名山東女商人蘇銀霞,向地產公司老闆吳學佔借了 135 萬,月息 10%。在支付本息 184 萬和一套價值 70 萬的房產後,仍無法還清欠款,結果遭吳學佔及其手下暴力討債。

暴力討債本來也並沒有什麼大不了,問題是過程極不人道。

他們將蘇和她 22 歲的兒子于歡囚禁在公司接待室,辱罵、抽耳光、鞋子捂嘴、頭被按到馬桶里逼著吃屎、用煙頭燙胸部等等的屈辱。其間更有人脫下褲子,掏出生殖器在蘇銀霞的臉上磨蹭。而這一切都是當著于歡的面做的。

接到報警後民警到場,卻只是輕描淡寫說了一句「要賬可以,但是不能動手打人」,隨即便離開。

看著警察離開,情緒激動的于歡站起來往外衝,被吳學佔的手下攔了下來。混亂中,于歡從接待室的桌子上摸到一把刀亂捅,把四個手下捅傷。結果一人死亡,兩人重傷,一人輕傷。

聊城市中級法院開庭審理于歡故意傷害一案。爭議點在於,是故意殺人還是故意傷害,以及是否構成自衛。

法院認為,于歡面對眾多討債人長時間糾纏,不能正確處理衝突,持尖刀捅刺多人,構成故意傷害罪;鑒於被害人存在過錯,且于歡能如實供述,對其判處無期徒刑。

為何不認定是自衛呢,法院的解釋是,雖然當時于歡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也遭到對方侮辱和辱罵,但對方未有人使用工具,在派出所已經出警的情況下,于歡及其母親的生命健康權被侵犯的危險性較小,「不存在防衛的緊迫性」。

好了,看到這裏,大家應該都猜到為什麼民眾有這麼大的反應:官匪一家親。

大部分人都認為于歡沒有錯,甚至覺得他有血性。

天道大於法律。當保衛母親等同犯法,可恥的是這個國家的法律。

當然在大陸的制度下,得到這種結論並不出奇。

但假設這宗案件發生在一個法治完整的國家,也撇除警察的異常表現,在法理上這判決雖然有點不近人情,但並不能說十分不正常。

判處傷人而非殺人罪,及不接受自衛這抗辯理由,實在沒有什麼好爭議的。再說,我們並不知道庭上的證據如何。

法律不外乎人情,卻可在判刑上下手。

判無期徒刑,確是有點重,但以道德綁架法治,卻並不恰當。

政治眼鏡

近日幾宗案件,因為涉及年前佔中,各界對判刑都帶上政治眼鏡去看。

判無罪的,又或者判得輕的,那法官便被打成「黃絲」;反之則被視作「藍絲」。

現在連那個狂人總統也將法官的判決政治化。

法官也是人,有政治立場並不出奇。

在其處理案件時有點影響在所難免。

但這和各法官有不同性格沒有什麼本質的區別。

有些是「釘官」,定罪比率偏高,判刑偏高;也有些是笑面虎,有些像母親教子女的,有心軟的。

難道釘官必然是藍絲,心軟便是黃絲?

反過來說如果被告的是警察,釘官又變成黃絲了?

作為業間一員,我仍然對法庭和法官的獨立性有信心。

也不希望看到人把任何判決政治化。

守法

過馬路時,總可以看到各種形式的人。

留意一下,其實正反映了每個人對守法不同的態度。

你會看到不理交通燈號只看路面狀況的人,車都沒有,自然勇往直前,不理紅燈、綠燈。

亦有一些比較自我的,燈號固然不理,車也不理,直接便踏出去,凡麈規則不能加諸彼身。有車來到嗚號示警,或不加理會,或抬手指示車輛停下,反正路上有他在,鬼神辟易。

當然,大部份人都在路邊安分守己的等待燈號的轉變。

分別只是有些人態度比較匆忙,燈號將轉未轉便已經急不及待的想踏步出去。

至於有警員在場的時候,自然全體立正,誰會這麼笨走出去收罰單?

嗯,或許還是會有那麼一個兩個的。

想知道人們守法是因為怕被罰,還是真誠地尊重法律?

深夜時份,看看人如何橫過一條沒車沒人的馬路便知道。

拾遺不報

去年 12 月的時候,有解款車在灣仔告士打道公路上掉下三個錢箱,約港幣 1,500 萬的鈔票四處飛揚。可以想像,路上的車、人都停下來,鬥快搶錢。

橫財從天降,誰都不願「執輸」。

但當天下午警方已經即時呼籲市民將錢交還,否則乃犯盜竊罪,至今已有數人被定罪了。

好些人思前想後,都把錢交還警方處理,但還有 700 多萬未尋回。

據說當時有港人也有大陸遊客,要全數找回的機會非常微。

其中一名老伯伯,也交還了 2,000 元。可惜的是,他後來承認其實撿了 8,000 元,先花了 6,000 元買手機,才將剩餘的交還。

案件幾天前提訊,老伯伯承認盜竊罪,判監 1 個月,緩刑 18 個月。

裁判官李國威指案件本應判處監禁,但考慮被告年紀大、坦白認罪,才判處緩刑:「今次很多市民當眾執拾不屬於他們的金錢,實屬無法無天」。

廣東俗語有云:「地上執到寶,問天問地攞唔到」。許多人都會覺得,在路上撿到錢,沒什麼大不了,頂多是拾遺不報吧。

但今次是解款車掉錢箱,市民瘋湧搶錢,與拾遺不太相同。

雖然不算是搶劫,但盜竊難免。

可是李官稱之「無法無天」,感覺有點言重了。市民愚昧是有的,無法無天則不至於吧。

看來如果老伯伯不是已經 68 高齡,入獄難免。

還有另外數名被捕人都在接受調查,且看各人命運如何。

還是那一句話,不犯法,小心行為,最上算。

人類的底線?

早陣子印度新德里的輪姦案,轟動了全世界。

在印度本土,反應自然更强烈,舉國律師,無人肯替六名疑犯辯護。

案情的兇殘已經超越了常人的想像力。

更可怕的是,強姦時沒有一個旁人作聲,事後受害者被拋下車,竟也沒有一人施援!

陶傑就這話題便寫了兩天的文章評論。

他說:「香港有知識份子申辯:不論多罪惡的兇犯,即使是希特拉,一旦在法庭,都有律師辯護之權。」

「這是徹頭徹尾的風涼話。不錯,罪犯有權請律師,但律師也有權不接。人人都不接,在理論上,被告就沒有人辯護。」

接著他以希特拉比較,認為也很有可能沒有律師會為他辯護。「因為把這樣一個人魔稱為『我的顧客』,對於人類的底線,是很大的挑戰。」

陶傑給我們上了歷史課,說當年邱吉爾主張對德國戰犯不須審判,不分首從,一起處決好了。因為「戰爭和反人類的大罪行,已經沒有懸念,也不會如何冤枉,因此這是例外,對於納粹希特拉,不必保留人權。」

他認為「邱吉爾是對的:挑動戰爭、滅族猶太人,不是一般的兇殺,而是超越了底線。如此歷史罪行,一旦交給律師來口水戰,必有驕縱而輕判者,對於千萬死者和他們的家屬,便是第二次的犯罪。」

所以「律師一起不接案,不止出於良心,而且是真正的愛國。」

這,其實並不止於良心道德。

律師還受制於專業守則和法律精神,說他們有權接愛公平的審判,並非風涼話。

就像醫生救人性命,也不應理會病人是聖人還是大壞蛋。送到你面前都得救。

法律之所以受到尊重,就是沒有所謂的例外,所有人都得假設無罪。

但律師也是人,遇到這種情況,只好在個人道德與專業考慮去自行判斷。

 

p.s. Justice Ribeiro PJ, “In the absence of actual knowledge, a solicitor is bound to adopt an agnostic approach towards the client’s instructions in carrying out his professional duties since it is not his business to judge their truth or falsity. The solicitor or barrister may privately harbour distinct feelings of sceptism about his client’s story but that is wholly beside the point. Professionally, he is required to abstrain from forming any belief one way or the other on the topic. For a court to attribute guilty knowledge or belief and criminal liability to the legal adviser in such circumstances would gravely endanger the fundamental right to legal advice and representation.

慈善

看到報導,台灣的【長榮集團】總裁張榮發表示,他身後不會把遺產留給子女。因為他覺得,「小孩有公司股票,可以生活就好,剩下要靠自己打拼,不能指望父母庇蔭,靠父母「涼涼」,小孩就會「抾捔」(即不成材)」。他身後的錢將會全部捐給張榮發基金會,目前已捐了約港幣 34 億元。

張氏現有四子一女,他說,有許多企業家,賺了一輩子的錢,身後留錢或留房子給子女,不幸還會演變成子孫爭產的戲碼。「錢,應在人世間流轉,利益眾生,不應為個人獨享獨有。」

這報導一出來,網絡上的留言意見不一,正反比例相約。

正面的認為他做了個好事,是大善人,乃其他富豪的榜樣。

心存懷疑的會覺得張氏沒有半份誠意,把錢都捐在自己的基金會,由自己人再掌控,實質純粹是避税。要是真的有誠意便應該外捐,而非自己的基金會。

本來,錢是他的,要如何處理實在不關其他人的事。只是此事因為張氏的言論而炒熱了,才會引起網民強烈的反應。如果他沒有說出那一番話,相信大眾對他要成立啥根本沒有興趣吧。

說他把錢放在私人基金是假仁慈,真避税云云。節省税務是必定的了,但是否假仁慈,還得先看看那基金的條款才能確定。

歷來都有富豪成立基金,諾貝爾便是一個人所共知最聞名的基金了,難道我們也要怪責諾貝爾假慈悲?至於近年,比較嘱目的便要數美國首富 Bill Gate 的 The Bill & Melinda Gate Foundation 及富豪榜排名第二位 Warren Buffett 的 Susan Thompson Buffett Foundation 基金了。

這兩個基金都是以慈善為目的的,運作受有關法例監管,透明度很高,看來不像只是一個巧立名目的避稅手段。(慈善基金因為其税務優惠,法律上的監管要求比其他基金高)

當然,節省税務其實也不是問題,將錢投在慈善上,總比送給政府好。

所以重點不在於遺產是外捐還是放到私立基金去,而是究竟該基金是如何運作的。

沒有特地去找張氏的基金資料來看,因為我並不是要評論張氏的基金。

只是想大家在發炮或稱讚前,其實可以先停一停,想一想。

 

迷魂女盜

記得數周前看到一宗台灣新聞,報導一迷魂女盜江氏在台北、桃縣等地隨機的攔截了先後 7 部計程車,向司機假裝要包車一日遊。她趁途中聊天表明願意跟司機交往,並提議去賓館休息。在賓館再誘他們洗鴛鴦浴,然後以早已安排好的安眠藥水,摻進酒中,趁司機昏迷時劫財。其中 3 名司機於躺在浴缸時藥效發作,昏迷溺斃。

江氏在一、二審都被判死刑,但高院判定她單純為劫財而下藥,沒有故意殺人意圖,而且無證據顯示她知道害死人後仍再犯,依強盜致死罪判她 3 個無期徒刑,免於一死。最高法院最後亦駁回控方上訴,維持高院原判。

或者有人看到會覺得奇怪,三個人是死了,也是她殺的,現在又從那裡鑽出來一個什麼勞什子意圖,讓她免於一死了?

事件發生在台灣,各地法律有異,所以在此不談程序,也不論個別控罪,只想借此案的報導事實為例,説幾句關於意圖這東西。

所有刑事罪行都必須有兩個元素:犯罪行為〈Actus Reus〉與犯罪意圖〈Mens Rea〉。犯罪意圖最通常就是指故意〈Intention〉或魯莽〈Recklessness〉,其分别是刑事法裡算是比較複雜的概念,過去的幾十年英國各級法院一直在嘗試闡明其意義。

在 Hyam v DPP 1974,英上議院判定當犯人能非常肯定地預見其行為將非常有可能帶來某後果的話 (foresight of high probability),那便等同那人有該意圖了。

後來的 Hancock & Shankland 1986, Nedrick 1986,Woollin 1998 等幾宗案件,各上訴法院及上議院重新闡明故意就是當犯人特意地去導致某一結果,而當那一結果是該行為幾乎必然的結果,又犯人是知道的話,法院或陪審員便可在此情況下據此判定那人是否故意了。

在 Hancock & Shankland 1986 案中,兩個正在罷工的工人將大石推下馬路,想藉此阻嚇另一名工人不要來上班。怎料大石擊中了接載工人的計程車,導致計程車司機死亡。結果兩名工人謀殺罪不成立,改判誤殺,因為該結果並不是幾乎必然的,也不是兩工人早知道的。

江氏這案件和 Hancock & Shankland 其實很像,但若果江氏送上酒的時候那 3名司機都已經在浴室水中的話,死亡的可能性是否還那麼不可預見,還蠻難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