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寸

曾說知識重要,最少它能讓人懂得自己有什麼是不懂的。

有東西不懂其實很平常,並沒有問題,裝懂才真的出事。沒有人樣樣都會,事事皆能,但知識底子較厚的大都不介意承認自己對某些學問並無認識,因為他們自知有其範疇,並不需要裝作懂得其他,去維護自己的自專心。

當然不是說只有專家才能發言,但喜「扮代表」的,總多是知識貧乏的人。有如少年總愛認老成,年紀大的反喜作青春打扮。可笑的是,他們大多時候給人家「寸」了還是會懵然不知。

蔡子強曾引述,當年彭定康曾形容曾蔭權 “talkative”;,從字面解釋便是「能說善道」,又或者是「多言」。不過原來可能另有所指。英國作家 John Bunyan 的小說 〔Pilgrim’s Progress〕中,主角 Christian 找尋天國,其中有一個叫 Talkative 的人,亦聲稱自己也正在尋找天國。於是此子與主角一起上路。但 Talkative 原來只是「得把口」,聲稱自己是虔誠信徒,但最後快快退縮,不肯共赴患難的人。作者用 Talkative 來諷刺那些 “plenty of truth in his head but none in his heart” 的人。

這等「暗寸」,程度之高已不是我輩凡夫俗子所能聽得明白。看來知識除了可以讓人有能力知道,亦有氣魄去承認自己有什麼不懂之外,還能讓人知道何時被「寸」了,免得被「寸」後還沾沾自喜,丟人現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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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

太古地產早先向城規會申請增加其在半山西摩道的一個住宅項目的地積比率被拒後,遂向法庭申請司法覆核,上星期獲高院判決勝訴,按其申請將比率由五倍增至九倍。

這裁定引起各方反應,尤其是環保規劃界人士,認為法庭不應以一人之見而推反城規會及上訴委員會,最少也應該發還重審,由業內專業去決定。

先不說法庭應否如此決定,而看看背後其所表達的一個現象。

人總是主觀的,或多點或少些,卻無可能完全客觀。

主觀者,便是以一己之識見經驗去看事物,儘量客觀只是儘量抽身,看的結果還是自己。

專業者,便是當一個人的識見經驗,在某一學問知識要來得比常人多,而達至一公認的程度。

專業人士在本身專業裡自然會更主觀,說到底,他們出賣的正是這種主觀意見,所謂有骨氣的專業人士就正正是堅持本身事業的主觀,而不屈服在客人的「客」觀下罷。

當兩個不同的專業碰在一起的時候,衝突自在所難免。

最典型的例子可能便是會計師與律師了,他們碰頭的機會較多,常聽到會計師總會怪律師,何不把某一交易轉轉模式,那當工作到他們手時,客戶便可節省多少的稅務支出了;律師亦會認為會計師只著重稅務問題而忽略了整個交易的合法性。這或者可以稱為專業自大,又可以是專業歧視。

其他專業亦如是,如建築師總目空一切、廚師老吃不下別人做的菜餚、電腦人常不問情由把你的電腦弄得面目全非……

專業其實便是分工,各人有自身的責任。

再者,若在考慮其他專業因素而令自己的工作出問題時,那可是專業失當了。

記得在一套舊影片「流氓醫生」裡,一個劫匪被流彈打中,彈頭留在頭骨。當時得令的大醫生將此為學習個案跟學生討論,最後他建議,因為彈頭乃警方證物,不應損壞,只好將圍著彈頭的頭骨整片切下,既救人又可保存證物,可惜的是,病人從此會有不停流鼻水的後遺症。流氓醫生也被迫說出他的看法,認為可以用乾冰令彈頭收縮,以便挾出,學生問道:「那不就損壞了證物嗎?」流氓醫生答:「我們是醫生,醫生的責任就是用最好的方法去救人,警方的事嘛,就由警方去『驚慌』吧。」

回看該判決,法庭做是便是依照法理去決定手上的個案,交通景觀什麼的確不是,亦不該由他去考慮;甚至可能在他心中,公平原則比景觀更為重要,既然左右的地盤獲城規會批準,在公平原則下只好也批準這申請了。

當然環境專業的論據也有其道理,但各專業自有其著眼點,衝突免不了。

至於說道應發還重審,白一點便等如說:「這個你不懂,還是由我來吧。」這仍是專業歧視。法庭一向接受專家意見,在醫療失當的案件中最為常見,而在各專業界別亦一向有各自的監察機構把關。但我們總不能把規劃的法律問題交給規劃界去決定,會計的法律問題交給會計界,電腦的法律問題交給電腦界……

人還是會主觀下去,有不同的看法,世事才有趣嘛。

 

區議會選舉

區議會選舉中,民主派如預期般大敗。他們把原因歸咎於七.一效應近年減弱了,建制派自然也乘機將民主派的軍,說道他們今次的「回歸」,反映了市民希望社會穩定與經濟發展的期望,跟他們一向的理念相同云云。

事實上,這兩個原因都有道理,但最重要的還是,民主派的地區工作長期嚴重不足。

在公民黨建黨初期的會議中我已提出地區工作的重要性,可惜同意歸同意,大家總覺得無處入手,資源亦是一個大問題。嘴裡不說,最終心裡還是希望以幾個大狀的明星效應來贏取議席。經濟好轉,社會怨氣比前少,對政府的不滿也相應減低,民主直選等的要求便變得不如何急切了,選民的注意力自會落回候選人以往在地區的實際表現。

選區議員的心態跟選立法會議員,又甚至將來選特首很不同,選民著眼的是議員區內的政積而非其政治背景立場。就我自己所屬的北角和富選區而言,民建聯的郭偉明一向所做的實在比對手多得太多了。就是我這民主死硬派也對其他人選不落手,既不想選民建聯,那只好投棄權票了。

有我這心態的人為數相信不會少,而一向政治立場不鮮明的選民更不用多說了。這樣,民主派又那能不敗。

快樂不快樂

美國賓夕凡利亞洲大學的 Betsey Stevenson 與 Justin Wolfers 發表了一篇有趣的論文草稿,題為 “The Paradox of Declining Female Happiness”。

他們發現今天美國的女性比七十年代的女性要來得不快樂。和同時期的男性比較的話,他們也發現七十年代時的女性比男性快樂,但今天女性的快樂程度卻比男性低,而男性的快樂程度這幾十年的變化並不大。

可是她們的客觀條件卻比三十多年前要好得多了,而她們自己也覺得生活比以前好得多。

作者認為一個國家比以前富裕了,並不代表人民便會更快樂。儘管性別差異減少了,男性和女性對這趨勢的反應似乎很不同。可能因為女性今天的機會多了,所以她們要求得到更多才能滿足,從而得到今天女性比前不快樂的結果。

而更大更多的成功機會亦有可能令她們更容易有挫敗感,她們除了要跟一直增多的成功女性作比較外,還要和男性相比。

比較多了,自然更難滿足。這或者便是盲目追求平等的代價了。

男女平等

鄰桌坐著一雙男女,聽來既是男上司女下屬,亦是情侶關係。他們談及有關出租所屬物業的問題,男的態度溫文,說既然已同意了只收一個月租金作按金,便不必多說了。女的顯然不同意男友「沒所謂」的作風,並即時致電地產代理,投訴對方辦事不力,要求更改條款。男子靜靜地看著她為自已出頭,沒有一點不快,或者對這他既習慣,亦「沒所謂」。

女子在電話中說話像機關槍,一副女強人的樣子,合理不合理的原因一個又一個的向電話筒的另一邊拋過去。可能這溫文的男子需要這樣的女朋友。

但我心想,這女子或許能幹,卻一點也不可愛。

今天的女子都不自覺地被男性化了,她們都不其然地以男性的標準來均衡自已,卻用「平等」來作籍口。她們以能幹為上,硬朗為榮,整天在爭著裝著做個大忙人,卻往往忘記了女性本身的特性優點。

早在十八世紀,當 Mary Wollstonecraft 要求給予女性平等權利時,路就已經開始走錯了。我絕對支持平等權利,但可惜她們不了解她們爭取的並不是平等權利,她們爭取的其實只是也被一同地包括在男性的權利下,而不是擁有適合自已的專有的權利。

Simone de Beauvoir 在她著名的〔The Second Sex〕裡說:”woman’s place in society is always that which men assign to her.”

另一女權學者 Wendy Williams 就一針見血的說,所有所謂的女權運動 “merely try to make women live up to standards set by men.”

禮服優雅,便服舒適,並無高低上下之分;又何必只顧追逐別人,而忘記自已。

三談目標

人雖然多混淆手段與目標,而有目標的又未必便有理想。但其實就算三者皆心中清楚,這亦只是個起點罷了。

美國演說家 Sidney Friedman 說, “You can achieve anything you want in life if you have the courage to dream it, the intelligence to make a realistic plan, and the will to see that plan through to the end”

到最後,重要的還是行動。不是一時三刻的「頓悟」,而是貫徹始終的毅力。空談萬里容易,實行百步艱難。

可歎的是,今天我們已經連空談理想的能力也欠奉了。

昨天又有個調查,調查又再發現香港中學生對國際大事認識薄弱。唯一有興趣的外國資訊便是娛樂新聞!

學生們認為事既不關己,又何需費心。卻不明白為何 Paris Hilton 和 Johnny Depp 的消息便關他們的事,有勞他們費心了。

就是本地時事,他們也是一般的不明不白。被問及時他們只知道特首好像在較早前曾說錯過話,至於說錯什麼便問道於盲了,更不要期望他們知道文革什麼的,他們會對之有何看法。況且,有人甚至連誰是我們的特首也弄不清楚呢。

這樣的一代,除了白日夢和明星夢外,還想他們有甚樣的夢想呢。

或者,今天開始,我多了一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