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律師

偶矣讀到香港律師會的年報,1996 有 532 名會員獲認許為律師,當中有 312 名為男性,220 名女性,接近六、四之比;2000 年的 363 人裡,女性首次以 204 人超過男性的人數,佔當年全部新認許人數的 56.2%;2006 年差距更大,在 354 人當中,219 名乃是女性,接近 62%,男性下跌至135名。

事務律師需要實習兩年,2004年 64% 的實習律師為女性,2006 年更上升到 67%,看看這兩年的實習律師的數目,看來很快這行業會是女人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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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責辯護

各種罪行都總有其「免責辯護」,或威迫,或昏醉、或精神錯亂,而最耳熟能詳的要算是「自衛」了。

至於在民事訢訟中,辯護理由更多。但一直以來行業內都有一說法:其實最有效的辯護不是別的,而是窮!

今天正正有一個例子,原訴人乃一名的士司機,他在答辯人的餐廳晚膳,因地面濕滑而從樓梯跌下,導致癱瘓,高院最後判他獲償 1,028 萬元。餐廳老闆在庭外表示「無錢賠」,其食肆也已結束營業,原訴人很大機會會無法獲得任何賠償。

當然原訴人可以再入稟要求其履行裁決,又或者申請其破產,但假若他沒有資產,又或其資產不足以賠償,那只會增加了法律費用,實得不償失。

民事訢訟的最終目的都是錢,如果明知羸了官司也拿不到錢還告什麼?

後記:左派新報社論批評,因為餐廳老闆根本沒有足夠金錢賠償,所以該判決必定有問題。這看法真令人費解。

科幻片:對未來的不安

史提芬史匹堡又將有一套科幻片【變形金鋼 Transformer】上映了,看來跟上次的【強戰世界 War of the Worlds】一樣,說的又是來自外星高科技機械入侵者,只是今次的機械人比之前更高科技兼可隨意變身,還好像有兩個,一忠一奸。看到介紹時心想:「史匹堡甚麼搞的,是老了罷,甚麼今時今日還在拍這個爛題材,還一拍兩套呢?」

但試回想以住的科幻片,卻有個有趣的發現。

初期的科幻片,外星人都被想像成怪物。像1951年的【The Thing From Another World】和1956年的【Invasion of the Body Snatchers】等,它們不是外星人,而是外星thing。與其看作科幻片,不如將之分類為驚悸片更合適。科技令人類知道了更多,亦知道了有更多的不可知的,對不可知產生了強烈的不安。

史匹堡的第一部科幻片應該【第三類接觸 Close Encounters of the Third Kind】拍於1977年,戲裡人類以五個音符試圖跟外星人溝通,那時的外星人是沒有惡意的。1982年的【ET】和1984年的【小魔怪 Gremlins】更進一步,外星人變得友善可愛,還做了地球人的朋友。人對不明的事物恐懼減退了,對科技重拾信心,甚至有點自滿。外星人被寵物化了。

當然,恐懼還是存在的,我們有1979的【異形 Alien】和1984年的【未來戰士 The Terminator】。而且恐懼還與日俱增,1996年 的【天煞地球反擊戰 Independence Day】,外星人又變回入侵者,但不同的是,這是個矛盾的時期,人對科技既恐懼又寄與信心,我們最終還是能以高科技武器擊敗外星人。

這或反映了在工業革命後,人對科技進步的一種心態上的改變,由寄與無限信任憧憬到心生恐懼,經過兩次世界大戰,看到科技的應用於武器上,尤其在看到原子彈前威力後,科技不再是改善生活的工具,而是殺人的手段。未來不再在掌握之中,我們從現代主義走進了後現代主義的時代。

這時期開始科幻片多把未來被想像成廢墟,只有破爛的高樓大廈,陽光樹木則只可從書本上才看得見。像1982年的【銀翼殺手 Blade Runner】,今次令人不安的科技則是基因工程。人類終於醒覺,在未來等著我們的敵人原來並不是外星人,而是人類自己。1999 到 2003 年的三部【卄二世紀殺人網絡 Matrix】更進一步,地球的主宰不再是人類,而是人類製造出來改善生活的電腦。人淪為發電的工具。所有人都以為自己還活著,卻其實都是電腦在人腦中製造的假像。

2002年的【未來報告 Minority Report】,是一部現代版【1984】,Big Brother 永遠用高科技在看著我們的一舉一動。人只感到對未來的無能為力。

史匹堡近期的兩套作品,或者只是一種心態的延續。

基本法

幾天前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在「紀念基本法實施十周年座談會」說:「中央授予香港特別行政區多少權,特別行政區就有多少權。」特區不存在有「剩餘權力」;要奉行「行政主導」而非「三權分立」;特首對香港負責之餘,也要向中央負責等等。

這裡任何一句說話都足以激起社會討論,何況是在同一場合一次過全說出來,而那場合又是一個正式的官方活動,自引起各方強烈反應了。

撇開自己是一個忠實的自由民主信奉者這事實,和其他對之的一切政治解讀,吳邦國的話儘管不中聽,但卻有其法理基礎。

香港在憲制上只是中國的一個城市,高度自治歸根到底都是一個中央政府賦與香港的權利。等若老闆今天告訴你全權負責一個項目,明天仍然可以把權收回來給另一個同事跟進,你始終是公司的員工,所謂的權利都是公司賦與的。這是一個政治現實。

【基本法】第四條:「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司徒華質疑:吳邦國「把『一國兩制』的承諾,置諸何地?」可是這五十年後固然可變,「五十年不變」這承諾難道不又是中央經過【基本法】賦與的嗎?【基本法】是可以修改的。

【基本法】對我們香港在說當然至高無上,但在中國憲制上它的地位並不比內地的任何一條法律高得了多少。它的意義似乎是政治的多於法理的。既然說得出連「剩餘權力」也不存在,那就是說就是「一切照舊」這「權利」也是賦與的,所有都從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重新開始。既是單方面賦與,這甚至沒有違約與否的問題。中國要考慮的只是國際政治壓力而已。

在中國的單一黨政系統下,中國內地一天不變,香港實行真正的全民民主其實是不可能的。那我們這些爭取民主的人是否在浪費時間?

這其實是一個「IS/OUGHT」問題。

吳邦國說是「IS」,一個現況,一個事實,只有正碓與否,沒有好壞之分。而那些所謂的保皇黨正是在這現實下工作,他們重視民生,但求經濟穩定豐衣足食,那些抽象的人權概念有固然好,無亦無妨。

民主派爭取的卻是一個「OUGHT」的制度,他們認為民主制度或有其缺點,但總比一黨專政要好些,一些人權較能受到專重和保護。國家是屬於人民的,政府只是代理執行。英文叫「公僕」,中文卻稱之為「官」,可見中外對政府的角色有很不同的解譯。民主和人權是一些原則性的概念,其實很多社會問題歸根到底都源自其政治體制,但一般人都不容易可以與眼前的民生直接拉得上關係,市民自然不大感興趣,也看不到有何需要。只需看看七一遊行的人數在經濟好轉時下跌使不難看出端倪。

很多爭論其實是因為他們根本不是在同一平台上。

學校

到瑪利曼中學參考CRE,早到了五十分鐘,只好四處看看。發覺其實所有中學校舍的裝修總是同一個模式:正門放著一個二個的獎杯獎牌,旁邊是歷來的校長名冊,再吊著幾個天花風扇,電線卻必然是明線。當然這一切都在一個小小的玄關裡,兩旁樓梯通住教室。學校並不需要收口大堂接待處。學店向當作別論。

政府宣傳片

偶然在網上看到一個以前的政府宣傳廣告,勸諭市民提防愛滋病而要善用安全套。其畫面、內容、意識之大膽令我吃了一驚。那是一九九二年。

這宣傳片如果放在今日播放的話,相信定必引起另一場道德風波。倒退耶?

白駒過隙

電影 Cashback 中的男主角因為失戀而不能入睡,生命平白比別人多了三份之一。真令人羨慕。

一直都覺得睡覺有點浪費時間,但又不能避免。不是不享受睡覺,只是如果能每天多出四五個小時,一年下來,可做的事可多了。就是用一點多了時間來什麼東西也不做,感覺也必十分好。

戲中有句說話,”The bad news is, time flies; the good news is, you are the pilot.”

很喜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