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

看到報導,台灣的【長榮集團】總裁張榮發表示,他身後不會把遺產留給子女。因為他覺得,「小孩有公司股票,可以生活就好,剩下要靠自己打拼,不能指望父母庇蔭,靠父母「涼涼」,小孩就會「抾捔」(即不成材)」。他身後的錢將會全部捐給張榮發基金會,目前已捐了約港幣 34 億元。

張氏現有四子一女,他說,有許多企業家,賺了一輩子的錢,身後留錢或留房子給子女,不幸還會演變成子孫爭產的戲碼。「錢,應在人世間流轉,利益眾生,不應為個人獨享獨有。」

這報導一出來,網絡上的留言意見不一,正反比例相約。

正面的認為他做了個好事,是大善人,乃其他富豪的榜樣。

心存懷疑的會覺得張氏沒有半份誠意,把錢都捐在自己的基金會,由自己人再掌控,實質純粹是避税。要是真的有誠意便應該外捐,而非自己的基金會。

本來,錢是他的,要如何處理實在不關其他人的事。只是此事因為張氏的言論而炒熱了,才會引起網民強烈的反應。如果他沒有說出那一番話,相信大眾對他要成立啥根本沒有興趣吧。

說他把錢放在私人基金是假仁慈,真避税云云。節省税務是必定的了,但是否假仁慈,還得先看看那基金的條款才能確定。

歷來都有富豪成立基金,諾貝爾便是一個人所共知最聞名的基金了,難道我們也要怪責諾貝爾假慈悲?至於近年,比較嘱目的便要數美國首富 Bill Gate 的 The Bill & Melinda Gate Foundation 及富豪榜排名第二位 Warren Buffett 的 Susan Thompson Buffett Foundation 基金了。

這兩個基金都是以慈善為目的的,運作受有關法例監管,透明度很高,看來不像只是一個巧立名目的避稅手段。(慈善基金因為其税務優惠,法律上的監管要求比其他基金高)

當然,節省税務其實也不是問題,將錢投在慈善上,總比送給政府好。

所以重點不在於遺產是外捐還是放到私立基金去,而是究竟該基金是如何運作的。

沒有特地去找張氏的基金資料來看,因為我並不是要評論張氏的基金。

只是想大家在發炮或稱讚前,其實可以先停一停,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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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魂女盜

記得數周前看到一宗台灣新聞,報導一迷魂女盜江氏在台北、桃縣等地隨機的攔截了先後 7 部計程車,向司機假裝要包車一日遊。她趁途中聊天表明願意跟司機交往,並提議去賓館休息。在賓館再誘他們洗鴛鴦浴,然後以早已安排好的安眠藥水,摻進酒中,趁司機昏迷時劫財。其中 3 名司機於躺在浴缸時藥效發作,昏迷溺斃。

江氏在一、二審都被判死刑,但高院判定她單純為劫財而下藥,沒有故意殺人意圖,而且無證據顯示她知道害死人後仍再犯,依強盜致死罪判她 3 個無期徒刑,免於一死。最高法院最後亦駁回控方上訴,維持高院原判。

或者有人看到會覺得奇怪,三個人是死了,也是她殺的,現在又從那裡鑽出來一個什麼勞什子意圖,讓她免於一死了?

事件發生在台灣,各地法律有異,所以在此不談程序,也不論個別控罪,只想借此案的報導事實為例,説幾句關於意圖這東西。

所有刑事罪行都必須有兩個元素:犯罪行為〈Actus Reus〉與犯罪意圖〈Mens Rea〉。犯罪意圖最通常就是指故意〈Intention〉或魯莽〈Recklessness〉,其分别是刑事法裡算是比較複雜的概念,過去的幾十年英國各級法院一直在嘗試闡明其意義。

在 Hyam v DPP 1974,英上議院判定當犯人能非常肯定地預見其行為將非常有可能帶來某後果的話 (foresight of high probability),那便等同那人有該意圖了。

後來的 Hancock & Shankland 1986, Nedrick 1986,Woollin 1998 等幾宗案件,各上訴法院及上議院重新闡明故意就是當犯人特意地去導致某一結果,而當那一結果是該行為幾乎必然的結果,又犯人是知道的話,法院或陪審員便可在此情況下據此判定那人是否故意了。

在 Hancock & Shankland 1986 案中,兩個正在罷工的工人將大石推下馬路,想藉此阻嚇另一名工人不要來上班。怎料大石擊中了接載工人的計程車,導致計程車司機死亡。結果兩名工人謀殺罪不成立,改判誤殺,因為該結果並不是幾乎必然的,也不是兩工人早知道的。

江氏這案件和 Hancock & Shankland 其實很像,但若果江氏送上酒的時候那 3名司機都已經在浴室水中的話,死亡的可能性是否還那麼不可預見,還蠻難說的。

 

妙計

好些提供專業服務的行業,有時總會遇上一些難搞的客人,百般挑剔,把你氣上半天。

因工作性質,和客人的關係通常都比較長期,而個別案子更容易會有情緒夾雜在內。不管你是因為討厭那個人,還是同情這個人,要絕對客觀專業幾乎不可能。

記得數月前有一則新聞報導,一名新移民曾兩度申請公屋被拒,有社工便教她嘗試取得醫院轉介信,證明她患有精神病,以便循恩恤途徑上樓。

結果她假扮精神有問題,入住精神病院,以期取得特快上樓資格。

不過她入院後便感後悔,致電報社求助,事情便這樣曝光了。

社會對此有不同反應。有的以此攻擊政府房屋政策,有的著眼行政漏洞,但更多人指責社工怎能教導人用不法手段騙取政府福利。

教導以不法手段當然不對,這不用說也沒有什麼值得談論的。我想談的是當你真心想幫助你的客戶或案子但卻已經再沒有辦法了而只剩下一些雖合法卻旁門左道時,你該告訴他還是不告訢她?

一如社工的案子,律師的客戶也總喜歡問還有什麼「奇謀妙計」,計策總有,可惜這對律師而言都是致命陷阱。

贏了他可能到處自吹自擂,輸了更必然拿出來反咬一口。

就像那個社工,當時他可能真的很同情這案子,他也可能只是說除非那新移民有精神病不然不可能提早上樓,但實質上新移民只會當這是他的妙計,出事了,社工自然難辭其咎,變成了教路軍師。

所以律師是不會蠢得你給錢就什麼都做,因為在爭取客戶的權益前,最緊要的還是先自保。

人們常說律師為了錢可以彎的說成直,壞的變成好,不是的。沒有律師會偉大得以自己的人生去為客戶辯護。

 

象鼻蟲

讀到一個古老判例的描述,很有趣,在這裡分享一下。

1587 年,法國一個盛產葡萄酒的葡萄園,在收成前夕遭到一種叫象鼻蟲的甲蟲吃光了,很多葡萄樹都只剩下光禿禿的藤枝。

村民眼見辛勞多時的成果化為烏有,感到極之失望與憤怒。

他們決定要討回公道,要以法律途徑來保障自己的權益。於是向法院提出訴訟,起訴這些象鼻蟲!

該宗案件是由宗教法庭處理。

辯方律師(!)表示象鼻蟲是上帝派來懲罰原告人的,因為他們對上帝不夠虔誠,對教堂的奉獻也少了一點。

村民的律師則認為他們對上帝虔誠亦慷慨,食物不夠仍將省下來的錢奉獻給教堂。原告人因此要求法庭下令將象鼻蟲逐出教會,更引用先例,說以前蛇也曾因引誘夏娃而被逐出伊甸園。

辯方反駁說,上帝創造雖然低於人類的象鼻蟲,但卻給予它們食用綠色植物的權利,所以,今次事件只不過是被告運用上帝賜予的權利而已,不必負上責任。

在審訊期間,象鼻蟲仍然繼續「行使」其上帝賜予的權利,村民恐怕事情再鬧下去可能真的血本無歸,於是有人便建議利用調解的方式和解。

村民決定劃出一塊土地讓象鼻蟲專用,但辯方以該土地不夠肥沃為由拒絕和解方案。

案件總共審訊了八個月,可惜沒有人知道法庭最終的判決是什麼。

因為判決書的最後一頁,被蟲吃了。

荒謬無聊,還是文化裡對法治精神的尊重,由你去判斷。

告白

《告白》的故事,試圖在日本的兒童法上做文章。在日本,十四歲以下的少年就算是犯了法,也不需要負上刑事責任的,這當然也包括謀殺。

松隆子飾演故事中的班主任,她的女兒被班裡的學生殺了,但她知道法律幫不到她去制裁這兩個少年兇手,所以她決定將正義拿在自己手裡,於課堂上不點名的說出整件事,並將帶有愛滋病毒的血液注入牛奶給兩人飲用。

電影想表達的,是兒童法的荒謬。

兒童犯法不需負刑責這概念,卻並非日本獨有,反而世界各地皆如是。

眾所周知,刑事罪行有兩個元素:行為與動機。要將一人定罪,控方必須成功證明兩個元素才成,缺一不可(除了少數罪行例外,如超速,亂丟垃圾等)。

兒童不需負刑責,是因為它否定了動機的存在。

例如一個三歲孩童在家把玩尖刀時令人死亡,理論上是可以控以謀殺的,但因孩童根本不明白尖刀的傷害性,他甚至可能連生死的概念也未弄清楚,這孩童在「犯案」時,又那會已經有傷害別人的意圖動機。法律上稱之為 doli incapax,是一個不可否定的假設。

對於一個三歲的孩童,大家都應該沒有異議,問題是這原理應該伸延到什麼年紀。

在英國,普通法將免責年齡定於 7 歲。後來 The Crime and Disorder Act 將這普通法原理修改並條文化,訂明所有 10 歲或以上的孩童才需要負上刑責。

香港跟隨英國,《少年犯條例》第三條:「現訂立一項不可推翻的推定,10 歲以下兒童不能犯罪。」

澳門的刑法典則規定為十六歲。

台灣的刑法第 18 條規定「未滿十四歲人之行為,不罰。」「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人之行為,得減輕其刑。」

中國內地刑法第十七條亦一樣規定需負刑事責任的年齡為十四歲。

意大利、德國、韓國等也都是十四歲。

全世界最低的聽說是美國紐約,定為七歲。

時代在變,兒童都比以前早熟,但那條線,卻是放在那裡都一定有人反對。

道理與情理

有些人說話,總給人拙拙迫人的感覺。他的話沒有錯,想想還滿有道理的,但聽來總就是有點不近人情,滿不是味兒。

執著於邏輯道理,是西方一貫傳統;中國人,卻更重感悟,真理在中國人眼中只是「會心於忘言之境」。所以嚴謹哲學科學能在西方發揚光大,而在中國歷史上,可以說從來都未有過正統的科學發展。

不同的傳統文化,也造就了不同的法律系統。在西方人眼中,法律乃一客觀的存在標準,來源可以用宗教來解釋,也可以以社會學去理解,反正就是一獨立的標準。法律是主,人是副。但在中國,法律只是一種工具,審案的必須運用自己對案情的理解,去維護公義及各方利益。人是主,法律是副。

期待明君清官,自然不大靠得住,但法律發展得過了份,結果也可以很嚴重。

美國正是一個法律發展得太過份的例子。在美國某些城市,如紐約或丹佛,如果一名老師想要將一名學生留堂五天或以上,他需要經過六十多個步驟,以確保 Due Process 得以執行。法規中還提供了將被受罰的學生兩層上訴程序!紐約市政府甚至印製了一本「在紀律聆訊中代表學生」的小冊子。這本小冊子有 210 頁!

美國一些地方,政府更把一些湖泊封閉禁止游泳,遊樂場也再看不見韆鞦之類的「高危」玩意。在美國售賣的商品,也總看到一些可笑的警告標語(例如在嬰兒車上的「請在折合前把嬰兒移走」之類)。因為,這些設施都是被控告的計時炸彈,例不如全拿掉來得乾脆。

同樣的事,英國法庭的處理手法就不同了。一人在公園游泳時弄傷脖子導致終身癱瘓,他遂控告市政府疏忽要求賠償。案件上訴至上議院,Lord Hoffmann 在其判辭中說: “There is an important question of freedom at stake. It is unjust that the harmless recreation of responsible parents and children with buckets and spades on the beaches should be prohibited in order to comply with what is thought to be a legal duty.”

同樣的法律原理,在美國卻可能會判市政府賠償一個天文數字。

當一個社會失去了 “reasonable” 這概念,而要求每一件事都 “legally justified” 的時候,這個社會只會停止運作。

有這樣的結果,當然不全因為法律發展過度,官僚主義及陪審團制度也是原凶之一,這當會另文討論。

 

東京二人組

Junichi Sato 和 Toru Suzuki 是兩個積極反對捕鯨活動的日本人,他倆向被稱為「東京二人組」。

日本的捕鯨活動,對外一直都宣稱是純作科學研究用途,乃以公帑支付的國營運作。二人組於 2008 年 1 月接到線報,說有人秘密運送鯨魚肉到捕鯨員的家裡出售以獲私利,於是開始調查。

同年四月,他們闖進一間運輸公司的青森分部,偷走了一盒鯨魚肉。之後準備了一份報告揭發事件,連同那盒鯨魚肉送交有送政府當局。

當局調查並作出行動,可是不是對捕鯨員,也不是捕鯨機構。當局拘捕了二人組!

「東京二人組」被控非法闖入及盜竊罪!

在這十多個月裡,引起了國際關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United Nation Human Rights Council) 指,該拘捕行為違反了世界人權宣言 (The Unive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第 18, 19 和 20 條。另外,同時亦違反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的第 18 及 19 條〔詳見文末〕。

盡管如此,當局堅持檢控,兩人於二月十五日受審。

日本青森地方法院,數天前終於作出裁定,判處兩人罪成,入獄一年,援刑三年。

法庭指出,”Even if the defendants’ act is a valid one for the purpose of public benefit, the criminal act in question is beyond the level acceptable as a research activity.”

“It is obvious the defendants had the intention of illegally obtaining the whale meat because they handled the meat in a way only the owners of the meat can do, including opening the box they took, confirming the content was whale meat and taking it as a sample.”

不論政治因素,判決可沒有錯。事實上,法庭判援刑,已經考慮了公眾利益的因素了。

近年法院常被硬拉進政治鬥爭裡,這實在不是一個好的發展方向。

[Note]
世界人權宣言
第十八條: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權利;此項權利包括改變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單獨或集體、公開或秘密地以教義、實踐、禮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
第十九條:人人有權享有主張和發表意見的自由;此項權利包括持有主張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過任何媒介和不論國界尋求、接受和傳遞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第二十條:人人有權享有和平集會和結社的自由。任何人不得迫使隸屬於某一團體。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第十八條
一、人人有權享受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此項權利包括維持或改變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單獨或集體、公開或秘密地以禮拜、戒律、實踐和教義來表明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
二、任何人不得遭受足以損害他維持或改變他的宗教或信仰自由的強逼。
三、表示自己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僅只受法律所規定的以及為保障公共安全、秩序、衛生或道德、或他人的基本權利和自由所必需的限制。
四、本盟約締約各國承擔,尊重父母和(如適用時)法定監護人保證他們的孩子能按照他們自己的信仰接受宗教和道德教育的自由。
第十九條
一、人人有權持有主張,不受干涉。
二、人人有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此項權利包括尋求、接受和傳遞各種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論國界,也不論口頭的、書寫的、印刷的、採取藝術形式的、或通過他所選擇的任何其他媒介。
三、本條第二款所規定的權利的行使帶有特殊的義務和責任,因此得受某些限制,但這些限制只應由法律規定並為下列條件所必需:(甲)尊重他人的權利或名譽;(乙)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衛生或道德。